承谕晋、宋参辰之说，理实然也。曩尝相与论于省中，临行亦以此奏渊圣，且谓太原之围已几年矣，贼之巢穴已固，不能保其必解，安知未行，彼不以坐困而已破乎？迫于威命，既行，愿任今冬捍禦之责，使太原遂破，亦当图所以复之者。故多请器甲以行，意欲鼓动两路之民而用之。既得罢，而志不遂。所谕捣燕山者是也，当时亦有此意，但仓卒戒行，危疑百端，种种不集，而料理稍就绪，廷议已变，故不及此。当时师中若能休兵，平定百里之内，牛酒日至而犒师，与姚古约定而后进兵，宜有可解；惜其轻进而吝赏，士不用命，而堕贼计也。若谓按兵中山，先声后实，如李左车之说，则不然。汉兵破赵二十万众，故燕、齐靡然从风，威足以詟之也。斡里雅布之师捆载而归，初无邀击之威，则尼堪何惮，望风而解太原乎？大抵靖康之事，正犯师或与尸之戒，而廷议不一，此所以卒无成功也。高祖非独以软顽为大度，又以大胆为英材，晓事为明智。兴衰拨乱之主，对勍敌，驭群雄，大要在此尔。然此乃天之所赋，非积学所能致，存亡兴废之所系，非偶然也。建炎初，尝取汉高、光武、唐太宗事迹散在诸传者，删去繁细，掇其大节为一书，目之曰《汉唐三帝纪要录》，为之序而上之，以广睿圣之意，而谮之者以为孩抚，且指太公、建成之事为言。其谮愬之术每下，又非靖康间比。知书与不知书，故不同也。

余堵之事，乃敌国兵家之常，当时佥议以为虽泄亦无害者，正欲间之，使燕人德我，而金人疑燕，如高祖使陈平间楚，曷尝畏其知耶？果畏其知，必不文墨付其使，而取必于其事之成也。其后王云虽口传道其语，而卒不公然以为言者，其意可见，但中国所以应之者谬耳。其后军前以蜡书结燕人者甚多，詹大和主其事，亦颇得要约。议既变，遂不谐尔，何独此哉？贼之欲得志于中国者，岂以此故，但彼彊我弱，彼智我愚，彼协我不协，故我之施于彼者不行，彼之施于我者必中。如以曹马之事间吾二人者，遂以为信然，而余堵之事彼不为动，此乃胜负之所以不同也。士大夫不知古今，不识事理，往往指此为衅端，岂不可笑！建炎初知和议之误国，故批出行遣，初无公姓名，而江夏增之。此得之子諲，子諲得之世则，其详他日可询。其后既至行在，屡于睿圣前开陈，方欲俟措置事稍就绪，入章辨明。罢去，遂不果，疑以为通伪楚之意，非也。然今日得与和议之列，岂非福人耶？

往事皆不足复道，但当思今日之策，当何以处之？吾辈虽不复任责，然所以为国家虑者，不能自已也。以愚意料之，所谓轻骑潜行欲袭我，亦未必然；但既不为备，又无斥堠，则探报不明，而人心易摇。又屯聚左右者正兵皆少，皆招安盗贼如阎瑾、丁进之徒，彼皆利于南渡，则得以复肆剽掠，故金人游骑及境，则张皇以告急。朝廷无备，不能自固，而仓卒渡江，则淮南州县尽为盗贼所破。所谓真、楚、通、泰碎于贼手者，乃盗贼，非金人也。藉使金人蔑视中国，轻兵深入，知其所以应之，彼亦未为得策。今日之事，当盛兵以扼江险，而又有以扼其归路，则贼亦岂敢久安居淮甸间？但不知京东西两路今复如何耳。两年坐视城邑之破，如越人视秦人之瘠，恬不加恤，遂至于此，罪当以是为先，而言者咎其不早渡江，抑末矣。然事势至此，其初在于不恤诸路，其终在于仓卒渡江。仓卒狼狈，则威灵尽去，故江北盗贼得以残破州县，江南禁卫得以胁制朝廷，此举动所以不可不审也。正如低棋对手，高棋未必有杀之之意，低棋惶惧，多自著破。今日变故，皆惊扰之所致。苻坚以百万之师南寇，谢安出游别墅，终日处画，将帅皆当其任，必不如此。伪楚之事，初以其尝自归，止于远屏，欲法光武待盆子以不死之意；其后缘鞠承华夫人语言事，而陈氏之事遂露，睿圣以其据正寝，通宫嫔，故震怒，而卒有后命。事在罢相后数月。然不如此，则今日之事未可知也。前疏所谓秋高马肥，虏复入寇，挟金人之势，不得而制之者谓此。欲尊用之者，其怀贰甚明。

建炎初，张所首论江夏兄弟之奸，以散官安置。既而吴给论汪，送部。其后颍川极论二人，以谓必误中兴，遂置极法。次年春，邵成章因张遇事有言缴申，二人亦窜逐，布衣魏祜连上五书，闻亦不得其死。其秋马伸疏十五事攻之，谪山东监，尚不知存亡也。颍川之书甚明白激切，初无指斥之语，但论此二人，中其要害，故下毒手以绝来者。祜之书，尤知当世大略。此数书皆传，异日必见之。伸之章所论皆细故，以谓如二人者大略非所责；然当今任天下之事者，正当责其大略，而细故可简，伸之言非是。如其人亦不易得，而必欲置于死地，近世所未有也（《梁溪集》卷一一二。）。

行：原无，据右引补。

余叨尘踰分，绩效无闻，固足以招致人言，重干典宪。而又学术迂僻，与众背驰。其辩宣仁之冤诬，正裕陵之配享，无慊于心，无负于社稷，无愧于天地神明，而两家之党布满中外，怨讟四起，丛于一身矣。销骨铄金，何所不至？度其势力，将寘之必死，则凡今日流离之极，而尚延残喘者，皆君父委曲庇护之赐也。有此侥倖，尚复何言？然前后论列踰数十章，其间宁无传播失实，风闻文饰之误。是不得不辩。其他细故，无足深较。谨择其尤者作《辩诬》。

一、张邦昌僭窃，干王时雍，权京畿提刑，有「亲奉玉音」之语。辩曰：靖康元年十二月末得省劄，称朝夕大金师退，奉圣旨差府曹一员、省郎一员，抄劄遗下军粮马料。次日工部侍郎司马文季与余简，封题云「提刑直阁」。继得开封通引官姓白人劄探除目帖子报：「开封士曹赵某除直秘阁、京畿提刑、兼转运副使」。其日，余在同舍陈士曹阁子内与数同官会话，今刑掾郭璋独在，可以为證。时十二月二十七、八间也。先是，闻开正大金师退，宰相何文缜广坐中论师退后措置事。首言京畿蹂践酷毒，须得人安集之；且言祖宗时止有提点一员，尽总诸司之事，俟师退颁赦改正，今且除提刑一员，兼漕事，当于士人中选通晓民事者。坐客荐洺州通判赵子昉，何曰：「子昉固佳，但资浅尔，须于府曹省官中选之」。程伯玉、司马文季等数人同声曰：「若求于省府官，无如开封士曹赵某者」。何曰：「得之矣，屡有人荐使除职名」。即呼中使具除目将上。次日批旨，正月初画黄下吏部。户部侍郎邵泽民闻之，走见何相，荐宫教耿洵填士曹之阙。何曰：「已除赵子昉」。盖初议畿宪不成，复以此处之。在外无日下供职指挥，适当多事，舍人行词留滞，未给告间，车驾出郊，其事遂已。先被旨点检出城骨肉，置局延真宫。二月初天地大变，六宫皇族相继取诣军前。一日宋退翁、胡明仲过延真，率余同见府尹。时有金使二人来府中催促应副，退翁密谓余曰：「瑶华当祝尹深藏之，以备垂帘，待元帅之归」。余曰：「何人可托？须有力量可保者」。退翁曰：「戚里王某，诜之子。内侍则邵成章」。既见尹，适金使在坐，不容交谈。退翁于掌上书「瑶华」二字，凭尹书几，展手示之。尹曰：「何为」？退翁曰：「藏之」。尹良久乃悟，曰：「会得会得」。是日晚，退翁作劄子详言其事，托余达之于尹。瑶华旧在州北，城破，迁之延宁宫。未几延宁火，尹议密归之孟氏私第，不欲在士庶之家也。其后迎入禁中，垂帘以待元帅之归，其谋实始于此。逮邦昌入城，士大夫亦以此议诱之，故邦昌敢任其责。三月末间，金人渐次引去。一日，旧同官吕言问见访，云朝廷议迎请元祐后归禁中，家兄令言问与孟氏议定。兄舜徒也，言问与孟氏亲，故舜徒委之，言问后作《垂帘记》，备见本末。后数日，余得行首司帖子，请召议事。至崇政殿门外閤子中，见王时雍、吕好问、冯澥同坐。时雍顾谓余曰：「烦公以畿内之事」。出除目一纸示余，除直秘阁、京畿提刑、兼权转运副使。余起立白时雍，以私计不便，不愿就此。时雍作色曰：「今日之事，须大家担负」。余曰：「府官冗贱，何预国论」？时雍怒甚，不复言。舜徒恐激作祸生，谓时雍曰：「且只以府曹兼权」。又谓余曰：「府界职事，府曹兼领何害？兼有正月初成命」。余曰：「若于差权劄子内备坐正月初指挥，乃敢就职」。时雍益怒，面色变青，徐取笔勾去「直秘阁」字。舜徒又曰：「府界事无限，且先理会东路，祗备元帅之归。所以烦公，正为此也」。余曰：「闻金人留兵二万屯河南武阳县界，如此即游骑四出，府界何以措手」？舜徒曰：「近遣从官数辈至军前恳告，今则尽发过河，更不留一人一骑在河南」。余曰：「东路蹂践尤甚，直抵南都，更无片瓦」。舜徒曰：「元帅府官兵极多，须广作席屋以待」。余曰：「府界无一人百姓，使谁为之？又无一钱支用」。时雍方发言曰：「此等事自当应副，公可条具申来」。余归，至晚得差权劄子，犹豫未决。适提刑属官孟某来参（不记名。），问知是后家，因叩吕言问所说。孟曰：「此议已定。某适离家时，见街道司已在宅前治道，恐亦非晚矣」。余既得此说，走见户侍邵泽民问子细。未及坐定，泽民曰：「适自部中来，朝廷要二十副珠子花镮头面装裹内人，就孟宅迎太后还内。于诸人家抄劄家资内寻觅，竟不得足」。余曰：「定在何日」？泽民曰：「数日前马仲时（谓殿院马仲）。已上书太宰相公，请速出外第，且乞遣使迎元帅。邦昌得书极惶恐，便欲出居。东府诸公谓敌骑尚有在青城者，恐别有变生，少隐忍数日为便。今闻后骑已过中牟，邦昌岂敢一日留滞？当亟请垂帘，一如初议也。如遣使，则已发数辈，近又差谢任伯（克家）捧宝而往」。余曰：「何宝」？泽民曰：「大宋受命之宝，的当无如此者」。余既闻此，始敢交职事。畿宪公使造酒月给甚厚，余只请士曹之俸，不受一钱供给，今料钱历可考也。不数日，太母垂帘，邦昌易服出外第。垂帘之次日，余到都堂白事，适见邦昌自崇政殿门出，循廊而南，朱衣前导，堂吏随之。三衙一人从后来（不知姓名。），升阶禀邦昌，欲差班直数人导卫。邦昌踊身顿足，大叫曰：「公等如此不相恤」！余见邦昌于都堂阁子，对坐茶汤。是时别无执政，前日暂权者皆已退归旧班。余出劄子再申明所权执事。次日降太后圣旨差权，余然后方敢举职。又乞支降钱帛，前日王时雍所许者。邦昌谓余曰：「要何用」？余对以盖造席屋，以备元帅之归，邦昌取笔判「依申支给」。前章谓余干王时雍，求京畿提刑，又谓余有「亲奉玉音」之语，则天地鬼神实临之。

一、权京畿提刑日纠集保甲以拒勤王之师。辩曰：丙午冬金人分两路渡河，直抵畿内。西自洛阳，东至南都，南自颍昌，北至大河，皆为金人占据，京师在数千里重围之中。仰视但见青天白日，而道路不通，中外断绝。四方万里之远，郡县栉比，官吏享厚俸、兵级坐食衣粮者不可以数计，而优游自若，无一人回首一顾者，安得所谓勤王之师？月馀城破，敌分兵屯列城上下，瞰城中百万生灵犹几上之肉。明年正二月间，陕西大帅范致虚遣兵万人使辛企宗将之出崤𡽑。敌令西京所屯兵迎战，甫交锋，西兵败走，去京师犹在十程之外。东南之兵聚之淮甸，盘桓不进。三月间，二圣已出郊，赵子崧总兵一项，自陈、蔡稍逼咸平界。远望敌骑数百，奔溃不可止约，自相蹂践，死者盈路，遗弃金帛钜万，不可数计，骑厚载而归。此则勤王之兵也。时余在开封供职，不知京畿提刑者何人，谓之保甲者安在也。余得堂劄兼权宪漕，时敌退城开已数日。逮交职事，敌骑已过郑州，二帝北迁，渡河已久，京师官吏悉趋元帅府。所谓京师者，数千里瓦砾场中岿然一空城而已，何勤王之有？况保甲一司，自有武臣提刑专领。余权摄时，文臣见阙，系武宪汪长源兼领，余从长源交割得之，畿县诸公悉来相见，不闻有保甲在京，亦未尝说及也。隆祐垂帘之初，刘光世一项自鄜延来，太母遣武臣提刑汪长源、户部郎官李革出城迎待，而光世由颍昌境上直趋济州。后数日，李革见访，余始知光世之过也。后章谓余权京畿提刑日纠集在京保甲以拒勤王之兵，则天地鬼神实临之。

余初被权摄指挥，专为措置东路奉迎元帅。自权领之后，往来雍丘、陈留，水陆措置。朝廷差中书舍人张澄（达明）提举迎奉一行事务，余见达明议事，以驿顿什物全阙，次日得省劄具数申户部，许于诸人家抄劄什物内关请。后关到载往东界。余至雍丘编排回，中路逢枢副李回、（少愚）右丞冯澥（长源），同舟南下，相见舟中。余谓二公，论京畿蹂践既酷，即今犹有溃兵及饥民啸聚者时时出没，流民不得安业，乞差兵弹压等事，二公深然之。余遂率京畿父老上表劝进。五月初，上即阼，又率京畿父老上表请车驾还阙。至六月初，余申都省，以京畿措置就绪，远迩宁静，劳来安集，恐非时暂兼权者能办，乞早差正官前来交割。凡累申不报。方朝廷节次行遣围城诸人，议论汹汹之时，余敢露章求罢，而朝廷不听其去。自以权摄始末可考，朝廷亦知之，而不以为事也。兼权之人，凡有数等，除别以罪斥外，应执政官有自落职宫观而复旧物者，皆责散置，李回、范宗尹之流是也。有自枢副升右丞者，冯澥是也。有自侍郎权尚书者，谢克家、邵溥是也，止于落职而已。有自从官权执政者，吕好问是也，事体为最重。洎上即位，正除执政，进退恩礼未尝少贬，以其权执政日，于围城中募人间道诣元帅府密陈城中款师事状之功也。其后宰相议围城之罪，悉欲杀之，上终薄其罚者，以预知城中始谋权立之详也。其自开封少尹权都司者，叶份之徒是也。自监丞权少监者，李佩之徒是也。自郎官权卿少，自馆职权郎官，不能尽记，皆置而不问也。洎车驾渡江之后，洞照本末，当时权摄之人悉皆召用，李回复入枢府，谢克家再为尚书，相继入参大政，范宗尹召为中丞，未踰年拜相，此皆权局中情重而责降散置者。叶份元不离行在，至八座而去。余以开封右判官权京畿监司，是为外补，未尝超猎，比之诸人不犹愈乎？邦昌之入城也，留守率百官用郊迎宰相礼见之于南薰门下。邦昌下马相揖入幕次，请从官就坐。邦昌厉声曰：「谁为此谋？公等各为妻子计，乃欲寘邦昌赤族之地耶」？诸人惶恐无对，乃请邦昌居尚书省，留守司差从官十员相伴游说，邦昌拒之甚坚。余亦窃闻一二诸人初谓邦昌曰：「今日国祚不绝如线，太宰受国厚恩，正是论报之日，谓宜勉徇军前之意，款退敌师。即日遣官奉迎元帅，一面邀请元祐后垂帘，然后退就旧班，且速议劝进，既建大号，未必不以为功也」。邦昌曰：「诸公误矣，元帅府将相已备。他日闻二帝北迁，未必不便正位号。唐明皇在蜀，肃宗即位灵武，投机之会不可失也」。诸人曰：「才闻师退，急遣使劝进，此亦一机会也。且本谋专为社稷计，他时谁不相谅」？邦昌曰：「此事安可户晓？诸公不念邦昌有老母何」？诸人又曰：「今京畿百万生灵性命所系，太宰设心如此，天地神明亦必知之」。邦昌初虑师退之后别生他变，既闻垂帘之议，始有回意。后两日，御史台告报：百官并寄居待次官、及京城父老、诸军将校并赴尚书省。官员立厅上，父老、将校立庭中。少顷，堂吏引邦昌出閤子，立柱廊上，士大夫建议纷纷，邦昌拒之，辞亦甚敏辩。其中一人谓众曰：「不须如此，便可山呼」。邦昌仓皇走避。百官未退，余与府僚先归。台吏遮拦，且曰：「一城百万生灵性命决于今日，官员门且更告他太宰」。众谓之曰：「府中应副事冗，自来集议等事才到便退，未尝干与」。乃使之去。出省门，逢王伯时（立之），小立，语及邦昌坚拒之说，伯时曰：「须教他做，且是易制，他时足以衬刀。若使蔡京为之，必别有措置，反为大患」。衬刀谓斩也。户曹李沇曰：「少卿且低声，此语传播，愈更艰难矣」。初，大变之后，敌移檄城中议所立者，云「选世有名德之人」。诸公议曰：「众所共知者惟吕舜徒、司马文季。又惜其忠贤之裔，万一为敌所污，又见元祐之家一事。当求一易制而不为人所顾惜者，如邦昌之流可也。邦昌久在军中，与敌相熟，敌人之意亦在于此」。即遣翰林学士吴正仲入城，取指名状，城上四围兵合，张其势以逼之。日晚议未决，将欲变生。宋齐愈预闻初议者，遂书邦昌姓名以授之。军中喻以此命，邦昌辞之甚哀切，以至号恸闷绝仆地，扶归帐中不复食。敌遣甲士百馀人露刃相向，且斡开口灌以粥饮，而邦昌终不从。敌之谋臣曰：「莫若送之城中，使自为计，立一日限，事若不成，纵兵齐入，不使一人得脱」。故邦昌之入，在城士庶军民祈哀万种。议既定，有司告报，百官集阙门之外。敌使五人自南薰门入，甲骑数千卫之，捧册文前行，閤门等尽用敌人。邦昌乘马出尚书省后门，大号于马上，至御廊幕次，易服东望再拜。是时甲兵如雪，环列城上，鼓声不绝，天日昏暗，风沙惨然。士大夫相顾，面无人色，邦昌亦挥洒不已。步自宣德西门入，敌使随之。至殿门，五使先退，恐庭中礼数有所未尽，不欲见之，相回避也。邦昌升殿，倚西壁立，百官随入，错杂纷乱，无复行列。邦昌遣閤门一人下殿谕廷中曰：「实为生灵，本非僭窃。官员将校等并不得拜」。百官既拜，或起或伏，仰视邦昌倚壁鞠躬，侧首北向，殿中但设空御坐而已。先是，被围之初，有旨权罢国忌行香。邦昌礼数甫毕，次日告报依旧制行香，但无奉慰之礼，以此示都人，以见意也。后不复登殿，止坐升阳门，百官禀事，长揖阶下。从官登门即坐，但以字相呼，一如执政见士大夫之礼。事定，敌议退师，欲留兵三万为卫，邦昌恳辞之。又欲留兵一万屯河南武阳界，恐缓急京城要用，邦昌又辞之。既不敢留兵，所以急于迎奉隆祐还宫。敌退未旬日，太后垂帘，即日召元帅劝进。权中书舍人汪藻行辞，有云：「晋献之子九人，独文公之在外；汉家之业十世，至光武以中兴」。引證最为切当。又旬馀，邦昌趋南都。上践阼，封邦昌郡王，谢表云：「姬旦摄成王之位，意在存周；纪信乘汉祖之车，本期诳楚」。此其本意也。然其间举措不为无失，如迎隆祐称「宋太后」之类。敌骑虽未尽渡河，敌闻之有回戈之患，后来谁肯委曲见察？赖圣君在上，怜其本心，故止及其身，而置其家不问，亲族之家亦不绝其禄仕，可谓忠厚之风，盛德之事矣。况如余辈庶官，时暂兼权，未尝超升，未尝增俸，么么不足比数，宜其弗以为罪。奈何怨家雠人以此藉口，得肆其毒，增加缘饰，以无为有，如「亲奉玉音」、「集保甲以拒王帅」之类，必欲寘之死地？而卒蒙矜贷，获保馀生，皆君父之赐也。

一、某谪潮阳，岳飞自岳鄂以金五万贯赆行，某受之不辞，交结叛将，识者为之寒心。辩曰：自渡江，诸大将与庙堂诸公并相往还，礼数唯遇生日，以功德疏、星香为寿而已。岳飞后进，并生日礼数亦复不讲。某谪潮阳，庚申七月初一日指挥也。初六日，得明州公文，缴到刑部牒，即日上道。时岳飞在鄂州，相去二千馀里，何由通问？至当年十二月间得飞一书，谢转官而已。来人云，因过福州张丞相处下书。盖自福州至潮，由循海入江西，乃其归路。某以通封公状谢之，未尝答一字。次年正月末间又得一书，亦自福州经过，贺年节书也。某以谓既不答书，不必开看，亦以通封公状谢之，并来书复付来人赍去，不曾开拆也。书且不留，何由有金五万贯？以五万贯之金须用两人擎担，必不轻付，须有管押之人。今岳飞既死，无由考證，然天地鬼神实鉴临之。又邸报坐到岳飞案款，在酉年春末罢兵柄、入枢府之后。飞发书来潮阳在申年冬末，时犹总兵镇上流也。谓之交结叛将，可乎？况来书未尝启封，复还之邪？且诸将总兵在外，每因职事咨禀庙堂，诸公必有书答之。飞最远，书辞最勤。已前有书往还者，皆谓之交结叛将，可乎？此不待辩而可明者。以事体颇重，不得不一言也。

一、士袅、辛永宗赴阙，各有贿遗请求。辩曰：某戊午十月末罢政知绍兴府。冬至节，士袅以宗司瑞露酒十壶见饷。十二月得请奉祠，寓居能仁寺过岁。某始生之日，袅又以十壶见赠。适淮上诸将送糟淮白数头，兔𤜱十馀只，鹌𤜱十数对，遂以白鱼二头作一合，兔𤜱二只、鹌十只作一合，复赠士袅，盖所以为答也。某是时杜门谢客。至正月末间，士袅遣其子不议来访。某尝差不议权浙东属官，故衩衣直入书院见余，云：「大人被差朝陵，近催促甚急，缘腹疾未能起发。而举市无附子，令禀覆，如宅库有附子，觅数枚」。某寻以附子十枚送之。此所谓赂遗也。二月初，士袅来相别，坐未定，谓余曰：「昨日得临安相知书云，相公差知临安，非晚命下」。某闻之骇然，谓袅曰：「渴疾如此，公所亲见，如何远适？公到阙便当奏事，上不问则已，万一问及，切告公，以某所苦未愈奏之，庶几可免」。此外别无一语。是晚袅有简借坐舡至萧山，某回简谢之，因言：「适所奉恳，举家休戚所系，幸公留念」。盖欲以疾苦奏知。此所谓请求也。又数日，辛永宗相访，云被差京畿提刑，非晚前去。且言：「相公必有重担子与他担负，闻已有消息矣」。其言与士袅相符，闻之忧甚，亦谓永宗曰：「公过阙必对，上不问即已，万一问及，幸公以某疾苦未愈奏之」。永宗曰：「会得会得」。至如贿遗之物，虽滴水无之。某平生立朝行己，自有本末，何至与此辈相往还？永宗挟旧怨，且以某在绍兴府待之不以礼，故撰造此说以相挤陷尔。如某以渴疾自引至于再三，方蒙矜允，恩意深厚，礼数优渥，君臣之间初无间隙。至奉祠养疾，尤荷眷顾之意。是时亦未有论击者，不知所犯何罪？未委何为请求？此不必质于天地神明，士大夫所共知，不待辩而明者。以其事近卑猥，故复言之。

一、盗用都督府钱十七万贯。辩曰：某以甲寅八月初除知枢密、都督川陕荆襄军马。既正谢，奏乞先降钱一万贯充激赏。次日朱丞相胜非将上进呈，曰：「既开府便要钱用」。寻降钱一万贯付库收桩，差使臣二人专监，属官两员提举。凡一行公用什物之类，及使人出入、间探之费，皆出此钱，收支请领各有所司画一。中乞入蜀犒军，蒙支钱五十万贯，令在库藏变易金银寄桩，俟临行交割。此物元不曾出库，至九月末留拜右相，洎扈从亲征回，遂以左藏库寄桩钱五十万支付韩世忠贴充大礼赏给。既兼诸路都督军马，府库官属不改，逐月请杂支用及食钱之类，节次下左藏库关请。二年之间，不过三二万贯而已，自有提举及监官主管收支文历可考也。初以二相兼督府，一在内，一时出视师，谓之行府。右相专在外，凡朝廷应副督府钱物，尽归行府，无虑千万。而在内，督府所总止于前数，既无所管之钱，不知从何盗用。洎某再相，督府已罢，旧监库使臣者犹在密院，偶因事斥去，作处州兵钤。后见言章有十七万之说，郡中广坐愤然厉声谓守倅等曰：「自初建督府以至减罢，首尾监库唯某一人。若谓赵相私用库钱，一十七文亦无之。某又不是赵相处得意之人，将某赶出来，事有不平，难为认受。人虽不知，某便不知，天地神明亦须知之」。此语颇流传也。此事初出于吕祉，祉得于一要人，达之言者，前来章中已有此事。要人之意欲重人之罪，恐其复来尔。如「亲奉玉音」之语，及资善堂汲引亲党之谤，皆出于此。使某十年迁谪，百口流落，率由是也。某尝谓怨嫌之祸小，忌嫉之祸深，自古皆然。怨嫌之祸既释即已，忌嫉之祸无有已时，此其可畏也。

一、资善堂汲引亲党。乙卯春，资善既建，同列留身奏事，退谓某曰：「适得旨，专令相公择资善堂官一员」。言才出口，某曰：「今士人中学识渊源、人物蕴藉，可以为师范，无如范冲者」。此言应口即答，未尝出于思虑，当时止为得旨择人；若谓有他意，则皇天后土实鉴临之。退亦思之，恐涉嫌谤，又念古人内举不避亲之义，于是言于上，自信弗疑，不虑后患，此则某之罪也。命下，范冲力辞，且言独员，终日在内，恐涉嫌谤，遂又进拟朱震。二人更直，举朝内外皆以为得人。后因台谏诸人奏事，上盛谈二人之贤，诸人奏曰：「天生资善官二人，无与比者」。翌日上以台谏之言语执政，顾某喜动天颜，某亦以此自喜，不知为今日之患也。然又有一事最为切害，迹状霭昧，无以自明，此所以摧心饮血，负屈衔冤，抱恨无穷，死且不忘也。某丁巳秋再相，适岳飞入朝奏事。翌日，上曰：「飞昨日奏乞立皇子，此事非飞所宜与」。某奏曰：「飞不循分守，乃至于此」。退召飞随军运使薛弼谕之曰：「大将总兵在外，岂可干与朝廷大事，宁不避嫌？飞武人，不知为此，殆幕中村秀才教之。公归语幕中，毋令作此态，非保全功名终始之理」。弼深以为然，曰当子细谕飞，且语幕中诸人也。若谓某结飞使之为此，宁肯使人谕止之？前谮者谓某汲引亲党，侥倖他日；后谮者谓某结飞欲以兵胁朝廷。呜呼，谗人之言一何酷邪！此自古人君恶闻之者，杀身灭族之祸也。尚赖君父慈怜，得保首领，非其幸欤？万一再见天日，当沥胆披肝一诉始末，然后退就鼎镬无憾矣。呜呼，皇天后土，实临鉴之！

先生调官，未尝择远近利害，到部，但视资当入者即注拟。家东平，乃授成都郫县丞，尚在选调。至任未几。会纳冬米，成都浩穰，守以委先生。先生辞以多弊不可为，守问其故，先生曰：「弊之大者，由诸司吏人封抄，拒之则速祸」。守曰：「君既知其弊，尚可辞」？先生至场中，则诸色人纷然矣，丰饮食，玩好、文饰、美女，凡可以蛊榜者，无所不至。前此主者不能自谨，一堕计中，则束手受制，莫敢谁何。先生尽逐之，严察吏卒，不容纤芥，负米至者略无留滞，于是蜀人称咏，万口一辞。时提举常平孙俟按部至成都境上，早行，见负担者假寐道傍以待晓，怪而问之。俱应曰：「今年好受纳官，某等至无邀阻，故争先」。诘其主名，曰：「马县丞也」。孙叹息不已，抵郡即呼吏书牒荐之，即日改秩。先生常以此语人云：「人之利钝自有时，但当行直道，无用于人也」。

先生为奉符丞，摄令事。方岁歉，而朝廷行茶引，先生拒之，曰：「民方救死不赡，岂可重困之」？太守怒曰：「朝命安可抗」？先生曰：「伸为令，诚不忍见民转沟壑」。守曰：「须先劾尔，事乃可行」。民闻先生被劾，争赴愬诸司，或径达台省，事遂解。又尝掌市易，倅以百缣令售之，先生辞以直高，倅强之，先生曰：「伸不敢以诈估官直，须伸去乃可」。欲寻医，倅惧而止。

先生在奉符县，傅伯野在西掖，慕雒学，遣其子见先生，求二程先生语录。先生曰：「此书今非其时，未敢遽传」。其子固请，先生曰：「第归，尊公若果有志，无惮再来」。既还以告，伯野曰：「吾志欲求道，遑恤它乎」？遂令复至，先生乃授之，且谓曰：「尊公既得此书，不得久于朝矣」。未几，果以缴高丽词头罢。

先生出使过州县，必察民利病，馈遗一无所受。初至清湘，所在民群聚遮马首，投状乞留其宰。问其善政，皆曰：「不知其它，但知知县到后，未尝有吏下乡」。先生即日以举牒付民，使以遗令，众欢然乃去（令姓张，失其名。）。至番禺，问诸司以属吏之贤者，同荐一节度推官（姓黄。）曰：「方陈述生杀自任，官吏无不畏附，惟此人敢与之辨曲直，几遭虎口」。乃举之。还至舒州，从人就县索夫马，其令不应，直至前曰：「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，从人分外需索，实不能应」。先生延之坐，且谢之。既而谓人曰：「某以台官过州县，一令乃敢拒之，是必有气局者」。还朝首荐之（令姓周。）。

先生晨兴，必整衣冠端坐，读《中庸》一过，然后出视事。先生曰：「吾志在行道，使吾以富贵为心，则为富贵所累，使吾以妻子为念，则为妻子所累，是道不可行也」。故其在广陵，随身行李一担，而图书半之；山东已扰，而家属尚留东平。

先生自湖广还，将入奏，于道中采访得执政不法事，作弹文，方具藁，而先君追及于建康，先生喜曰：「吾有事数日不能自决，望子久矣」。因出藁相示，且曰：「吾欲首言之」。先君曰：「先生方以使还，且当奏职事，徐论似未晚」。先生曰：「彼忌我，若未及言，而有迁除，奈何？然吾当有以探之」。是时方召孙觌、谢克家，乃言此二人皆小人，不可用，如觌亲草降表，极其笔力以媚敌人，受其二女，乃负国之贼也。果不报，遂除司农卿。先生固辞，乃缴进弹文。时执政怒甚，搜求无以为罪，乃指弹文中言邵成章上书事，成章中官也。以为趋向不正，遂贬公。

臣窃见自古奄人用事，未有无祸者，汉唐之末是也。比年以来，此曹气焰尤盛，皆缘蔡京、王黼辈首为乱阶，开通交结，假以重权，使相应援。侥倖之门一开，至不可遏。童贯握兵权于外，梁师成擅大柄于内，陶铸将相，垂二十年。其馀恩倖持权，肆为贪暴者，故人怨神怒，几至丧邦。原其祸根，皆蔡京、王黼辈为之也。陛下即位，天下响应，异时之为恶者碎于国人之手，投哀请命，乞寄官资，不烦芟夷，而阴自消伏，似非人为，实出天意。此宗社之福，生灵之幸也，人无贤愚，莫不称庆。比闻外廷之臣，有怀奸患失，务为身谋，而不为国家远虑者，复效京、黼辈所为，阴谋交结，渐令用事。以陛下之英明刚断，又尝亲见其弊，宜无有此，然臣窃有疑焉。伏见梁平、李彀之徒皆持权自若，气焰复炽，未识陛下亦尝察其所以然否乎？臣谨按梁平尝为大理寺开封府承受，结为阴狱，杀无罪之人不可数计，罪盈恶贯，人所切齿，陛下之所知。今复处之御药院，果何意邪？李彀尝管干京城，监造军器，奸欺侵蠹，无所不至。近兴复濠之役，调夫数万，减尅口食，残虐百端，役夫至于殍踣逃亡，亦不可胜计，近在国门之外，陛下其亦闻之乎？至于直下元丰库取珠子，及送亲事官于开封府处斩之类，并不经由三省外议，亦以为皆宦官为之。故态渐长，使陛下受疑于天下，所系岂小哉！臣谓省台寺监百执事者，初不乏人，何苦信用此曹，驾覆车而履其辙也？如邵成章辈，人或称之，以为稍贤于其徒；然此曹纵贤，亦不可用，但使之服扫除、通诏令可也。盖外廷奸臣一见其用事，则向风观望，阴以为肘腋腹心之托。内外相应，驯致祸灾，非特不利于国，亦非所以利此曹也。大抵此类善伺人意，巧为便佞，浸润肤受，尤难堤防，自非监古视今，以为深戒，日多渐渍，未有不为所惑者。祸乱之机，发于至微，渐不可长。拳石之多，积而为丘山，不可不谨也。宦女之祸，古人所戒，著在方册，非臣私言。谨取《五代史书·宦者传》缮写进呈，伏望燕间之际，一赐览观，永为龟鉴，天下幸甚。

内侍邵成章不守本职，辄言大臣。自祖宗朝未尝有内侍言大臣者，可特除名勒停，送南雄州编管。

建炎元年春，行次长沙，被闰十一月三日指挥，复元官，除资政殿大学士，领开封府事。时金寇再犯阙，前日以和议为然者举皆误国，渊圣感悟，故复召公。然都城围闭，道路阻绝，久之方闻命，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王室。传元帅府檄，方审都城不守，二圣播迁，号恸几绝。次太平州，睹上登宝位赦书，悲喜交集。是时金陵为叛卒周德所据，囚帅臣，杀吏民，焚舟船，劫官府，公即遣使臣赍文檄谕之，令听禀节制勤王，乃肯释甲。然桀骜，不以时登舟，擅驱不当行，士卒欲乘间遁去。既次金陵，因与权安抚使李弥逊谋诛其首恶四十六人，而以其徒千馀人，令提举常平官王枋统之以行。因奏表诣行在贺登极，且辞领开封之命，上书论时事。次宝应，闻降麻告，廷除正议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、兼中书侍郎、陇西郡开国侯，加食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。公荷上特达之知，感极而继之以泣。行次虹县，始被受尚书省劄子，有旨趣召，盖行在前此不知公由江淮以来也。次会亭，上遣中使王嗣昌传宣抚问，赐银合茶药。次谷熟，御史中丞颜岐遣人投文字，封以御史台印，乃论公不当为相章疏，大意谓「张邦昌为金人所喜，虽已为三公、郡王，宜更加同平章事，增重其礼；公为金人所恶，虽已命相，宜及其未到罢之〔一〕，置之閒地」。前后凡五章，皆不降出，故岐封以示公，欲公之留外而不进也。公乃知命相盖出于渊衷独断，而外庭所以沮之者无所不至，益以感惧。会复遣使趣召，遂行。有旨赐御筵于金果园。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传上旨，云尝遣从事郎刘默赍御书由湖北迓卿，书中有「学穷天人，忠贯金石，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挂，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」语。公感泣流涕，遂如行在。上遣使趣见，进对于内殿。见上叙致，不觉涕泗之横流，上亦感动。因奏曰：「金人不道，专以诈谋取胜中国；而朝廷不悟，一切堕其计中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，未有若此之甚。赖天祐我宋，大命未改，故使陛下总师于外，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。兴衰拨乱，持危扶颠，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以还二圣，以抚万邦，皆责在陛下与宰相。而考慎之际，首及微臣，自视阙然，不足以仰副陛下知遇之意，伏望追寝成命」。上曰：「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，在靖康时宣力为多，特为同列所不容，故使卿以非罪去国，而国家有祸故如此。朕尝欲言于渊圣，欲使夷狄畏服，四方安宁，非相卿不可。今朕此志已定，卿其勿辞」。公顿首泣谢，且道「董耘所传圣语，荷知如此，虽糜捐不足以报德。然臣未到行在数十里间，御史中丞颜岐封示论臣章疏，谓臣为金人所恶，不当为相。如臣愚蠢，但知有赵氏，不知有金人，固宜为其所恶。然岐之论臣，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，谓为金人之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。臣愚不知其所喜者为赵氏耶，其所恶者为赵氏耶？今陛下用臣，断自渊衷，而岐之论如此。如臣迂疏，自知不足以当重任，但愿一望清光，乞身以归田里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，更望圣虑有以审处于此」。上笑曰：「岐尝有此言，朕告之以『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』者，岐无辞而退，此不足恤」。公奏曰：「陛下天纵圣明，固不难察此，然臣材力绵薄，实不足以胜任」。因出劄子，再拜力辞，上慰谕久之，遣御药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。时六月一日也。翌日，有旨立新班奏事，对于内殿。同执政奏事讫，力陈不敢当一相之任。上曰：「卿素以忠义自许，岂可于国家艰危之时而自图安閒？朕决意用卿，非在今日，社稷生灵赖卿以安，卿其无辞」。公感泣再拜，曰：「臣愚陋无取，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。然今日之事，持危扶颠，以创业为法而图中兴之功，在陛下而不在臣。昔管仲语桓公曰：『不能知人，害霸也；知而不能用，害霸也；用而不能任，害霸也；任而不能信，害霸也；能信而又使小人参之，害霸也』。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参以小人犹足以害霸，况于为天下而欲建中兴之业乎？方靖康之初，渊圣皇帝慨然有图治之意，而金人退师之后，渐谓无事，是非杂揉，且和且战，初无定议。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论事为众人不容于朝，使总兵于外而又不使之得节制诸将，自度不足以任责，乞身以退，而谗谮窜逐，必欲杀之而后已。赖渊圣察臣孤忠，特保全之，卒复召用，然已无及矣。不谓今日遭遇陛下龙飞，初无左右先容之助，徒采虚声，首加识擢，付以宰柄，顾臣区区，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？然『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』，如臣孤立寡与，更望圣慈察管仲害霸之言，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，使臣得以尽志毕虑，图报涓埃，虽死无憾。昔唐明皇欲相姚崇，崇以十事要说，皆中一时之病，类多施行，后世美之。臣尝慕其为人，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听。陛下度其可行者，愿赐施行，臣乃敢受命；其未合圣意者，愿赐折难，臣得以尽其说」。上可之。公因出劄子奏陈。一曰议国是。大略谓中国之御夷狄，能守而后可战，能战而后可和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。今欲战则不足，欲和则不可，莫若自治，专以守为策，俟吾政事修，士气振，然后可议大举。其二曰议巡幸。大略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，见宗庙，以慰都人之心，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。以天下形势观之，长安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又次之，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。其三曰议赦令。大略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，前日赦书一切以张邦昌伪赦为法，如赦恶逆选人循资责降，罪废官尽复官职，皆汎滥不可行，谓当改正以法祖宗。其四曰议僭逆。大略谓张邦昌为国大臣，不能临难死节，而挟金人之势，易姓建号，其后不得已乃始奉迎。朝廷尊崇之为三公郡王，参与大政，非是。宜正典刑，垂戒万世。其五曰议伪命。大略谓国家更大变故，鲜仗节死义之士，而奉敌旨、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。昔肃宗平敌而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，今宜仿之，以励士风。其六曰议战。大略谓军政久废，士气怯惰，宜一新纪律，信赏必罚，以作其气。其七曰议守。大略谓敌情狡狯，必须复来，宜于沿河、江、淮措置控禦，以扼其冲。其八曰议本政。大略谓崇、观以来政出多门，纲纪紊乱，宜一归之于中书，则朝廷尊。其九曰议久任。大略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，功效蔑著，宜慎择而久任之，以责成功。其十曰议修德。大略谓上初膺天命，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，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。翌日降出议国是、巡幸、赦令、战、守五劄子，馀皆留中。次日与执政同奏事于内殿，进呈议国是劄子，上曰：「今日之策正当如此」。以次进呈四劄子奏事讫，公留身奏上曰：「臣愚瞽，辄以管见十事冒渎天聪，已蒙施行五事。如议本政、久任、修德三事无可施行，自应留中。所有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寮二事，皆今日刑政之大者，乞早降处分」。上曰：「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者，更俟欸曲商量」。公曰：「张邦昌僭逆之罪显然明白，无可疑者。当道君朝，邦昌在政府者几十年，渊圣即位，首擢为相，奉使虏中。方国家祸难之时，如能以死守节，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，虏人未必不悔过而存赵氏。邦昌方自以为得计，偃然当之，正位号、处宫禁者月有馀日。虏骑既退，四方勤王之师集，邦昌擅降伪诏以止之，又遣郎官分使赵野、翁彦国等，皆赍空名告数百道以行。迨彦国等囚其使而四方勤王之师日进，邦昌知天下之不与己，不得已乃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。邦昌僭逆本末如此，而议者不同，臣请备论而以《春秋》之法断之。若都城之人则谓因邦昌立而得生，且免取再科金银而德之，若元帅府则谓邦昌不待征讨遣使奉迎而恕之，若天下则谓邦昌建号易姓，其奉迎特出于不得已而愤疾之。都城德之、元帅府恕之者，私也；天下愤疾之者，公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人臣无将，将而必诛；赵盾不讨贼，则书以弑君。今邦昌已僭位号，贼退而止勤王之师，非特将与不讨敌而已，其罪为如何？昔刘盆子以宗室当汉室中衰，为赤眉所立，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，而光武秪待之以不死。今邦昌以臣易君，其罪大于盆子，不得已以身自归，朝廷既不正其罪，而又尊崇之，以为三公郡王，参国政，此何理也？议者又谓邦昌能全都城之人与宗庙宫室，不为无功，而陛下登极缘邦昌之奉迎。臣皆以为不然。譬之臣之室家偶遭寇盗，主人之戚属悉为驱虏，而其仆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，幸主人者有子自外归，迫于众议，不得而有，乃欲遂以为功其可乎？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，邦昌何力之有？臣于劄子中论之详矣。方国家艰危，陛下欲建中兴之业，当先正朝廷，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，其谁不解体？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，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？执政中有议论不同者，乞降旨宣召，臣得与之廷辨。如臣理屈，岂复敢言」？上许之，乃令小黄门宣召黄潜善、吕好问、汪伯彦再对。上语之故，而潜善主之甚力，诘难数四乃屈服，然犹持在远不若在近之说。公曰：「邦昌当正典刑，何远近之有？借使在近，当幽絷而反尊崇之如此，何也」？潜善不能对。上顾吕好问曰：「卿在城中，知其详，谓当如何」？好问曰：「邦昌僭窃位号，人所共知，既已自归，惟陛下裁处」。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挟朱泚行，后以为悔，以附会潜善不若在近之说。公曰：「吕好问援朱泚以为例，非是。方德宗之狩奉天，朱泚盖未反也。姜公辅以其得泾军心，恐资以为变，请挟以行，德宗不听而其后果然。今邦昌已僭逆，岂可使之在朝廷，使道路指目曰『此亦一天子』哉」？因泣拜曰：「臣不可与邦昌同列，正当以笏击之。陛下必欲用邦昌，第罢臣，勿以为相，无不可者」。上颇感动，而汪伯彦亦曰：「李某气直，臣等不及」。上乃曰：「卿欲如何措置」？公曰：「邦昌之罪理当诛夷，陛下以其尝自归，贷其死而远窜之，受伪命者等第谪降可也」。上曰：「俟降出卿劄子，来日将上取旨」。翌日，同执政进呈，潜善犹左右之，乃以散官安置潭州。次呈议伪劄子，上曰：「国家颠覆，士大夫不闻死节，往往因以为利，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门诟詈诸王，余大均诱取宫嫔以为妾，卿知之否」？公奏曰：「自崇、观以来，朝廷不复敦尚名节，故士大夫鲜廉寡耻，不知君臣之义。靖康之祸，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，罕有能仗节死义者。在内惟李若水，在外惟霍安国，死节显著，馀未有闻。愿诏京畿诸路询访，优加赠恤。如王及之、余大均，朝廷见付御史台推鞫，必得其实。臣闻方金人欲废赵氏，立张邦昌，令吴幵、莫俦传道意旨，往返数四；王时雍、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，令居民结保，不得容隐，以袂联属以往，若囚系然。其后迫道君、东君、后妃、亲王出郊，皆臣子之所不忍言。又受伪命，皆为执政。此四人者宜为罪首」。上以询吕好问，好问以为有之，得旨皆散官，广南远恶州军安置，馀以次谪降。内王及之、余大均、胡偲、陈中等以赋滥系御史台，候结案日取旨。李若水已赠官外，霍安国赠延康殿学士，有死节者令诸路询访以闻。上曰：「卿昨日内殿争张邦昌事，内侍辈皆泣涕，卿今可以受命矣」。公拜谢曰：「自非陛下英睿天纵，岂能决断如此？天下不胜幸甚。臣虽愚陋，敢不黾勉自力，以图报称」？因为上言：「今日国势比之创业为尤难，正赖陛下刚健不息，以至诚恻怛之意加之，不为群议所动摇，先其大者、急者，而小者、缓者徐图之，信任而责成功，臣乃得以竭尽愚虑，以裨补万一」。复奏曰：「人主莫大于兼听广视，使下情得以上通。陛下即大位已踰月，而检、鼓院犹未置，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务者」。上曰：「屡语执政，犹未措置，卿可即施行」。公因请置看详官两员，于侍从职事官中选兼，应士民上封事，俟降出签拟可施行者将上取旨。有旨兼充御营使，以覃恩告廷转正奉大夫，进封开国公，加食邑一千户，食实封四百户。时六月六日也。是日同执政对于内殿，公奏上曰：「以今日国势而视靖康间，其不逮远甚，然而有可为者，陛下英断于上，而群臣辑睦于下，庶几革靖康之风而中兴可图。然今日之事，须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。所谓规模者，外禦强敌，内销盗贼，修军政，变士风，裕邦财，宽民力，改弊法，省冗官，诚号令以感人心，信赏罚以作士气，择帅臣以任方面，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，俟吾所以自治者。政事已修，然后可以议兴举而问罪金人，迎还二圣，此规模之大略也。至于所当急而先者，莫先于料理河北、河东两路。夫河北、河东者，国之屏蔽也。料理稍就，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。今河东所失者忻、代、太原、泽、潞、汾、晋，其馀犹存也。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、怀、卫、浚四州而已，其馀中山、河间、庆源、保塞、雄、霸、深、祁、思、冀、邢、洺、磁、相、信安、广信二十馀郡，皆为朝廷守。两路士民兵将，所以戴宋者，其心甚坚，皆推豪杰以为头领，多者数万，少者亦不下万人。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数处，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，有以大慰抚之，分兵以援其危急，臣恐为金人所困，粮尽力困，坐受其敝。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，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，危急无告，必且愤怨朝廷，金人因得抚而用之，皆精兵也。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，河东置经制司，择有材略者为之使，宣谕陛下德意、所以不忍弃两河于夷狄之意。朝廷应副钱粮告敕，有功者即命以官，其能保全一州、收复一郡，随其高下以为节度、防禦、团练使，如唐方镇之制，使自为守。非特绝其从敌之心，又可资其力以禦敌，朝廷久远无北顾之忧，此最今日之先务也」。佥议亦颇以为然。上曰：「谁可任此者」？公奏曰：「陛下傥采用臣策，臣当询访其人，续具奏」。既退，询于士大夫间，多谓张所可以招抚河北，傅亮可以经制河东，公亦颇闻其为人。张所者，山东人，当靖康间为监察御史，朝廷以金人再犯阙，欲割弃河北，既遣使矣，铁骑薄城，京师围闭。所在围城中，独上言乞以蜡书募河北兵，渊圣许之。蜡书至河北，士民皆喜曰：「朝廷欲弃我于夷狄，犹有以张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」？应募者凡十七万人，故所之声满河北。部勒既定，会都城破，谋弗果用。上即位于南都，所首至行在见上，论列且条具应募首领姓名人数、合措置事件以闻。朝廷欲以为郎官，奉使河北，以董其事，会所以察官上章论黄潜善及兄潜厚奸邪不可用，恐害新政，潜善引去，上留之，乃谪所凤州团练副使，江州安置，是时公未至行在也。故众谓招抚河北非所不可。然公以所尝论潜善之故，颇难之。不得已一日过潜善阁子中，相与欸语曰：「前日议置河北招抚司，搜访殊无人可以承当，独以张所可用，又以狂妄有言得罪，傥能先国事，后私怨，为古人之所难，不亦美乎」？潜善欣然许诺。乃荐之于上，且道潜善意。上悦，有旨借所通直郎、直龙图阁，充河北招抚使。遣使臣赍劄子召对，摹画称旨，锡五品服，内府赐缗钱百万，以备募兵半年钱粮，给空名告千馀道，以京畿兵千人为卫，将佐官属听自辟置，一切许以便宜从事。有朝请郎王圭者，真定府人。真定府既破，率众数万保西山，屡胜金人。闻上登极，自山塞间道来，其所谋正与朝廷同，能道河北事尤详，有旨除直秘阁、招抚司参谋官，使佐所。傅亮者，陕西人，以边功得官，谙练兵事。靖康初至京师上封事，请以亲王为元帅，治兵于河朔。其冬复有荐者，再召之，亮至而都城已破，率陕右、京西勤王兵三万人首至城下，屡立功。统御将佐士卒如古人，斩斩整一，无敢犯令者。上即位，亮诣行在，召对，除通直郎、直秘阁。而亮之为人气劲言直，议论不能屈折，执政不喜之，除知滑州。滑两经残破，无城壁，亮上疏自陈曰：「陛下复归东都则臣能守滑，陛下未归则臣亦不能守也」。执政摘其语，以为悖傲不逊，降通判河阳府。公至行在，亮已行，使人召之乃来，与语连日，观其智略气节真可以为大将者，欲且试之，乃荐于上，以为河东经制副使，而以观察使王𤫉为使。𤫉亦陕西人，累立边功，佥谓在武臣中可用者。上宣谕亮前疏中语，公广上意而奏曰：「人臣论事，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动人主，激切则近谤讪，故昔之听言者必察其所以，如果出于谤讪，何所逃罪？至于有所激而云，则必恕之以来谠言。如周昌之对高祖，刘毅之答武帝，皆人之所难堪者，而二主恕之，以其有所激故也。亮之言如此，但欲激陛下以归京师耳，非有他故，愿圣度有以含容之。且人材难得，而将帅之材为尤难，如亮者今未见其比，异日必能为朝廷立大功。气劲言直乃关陕气俗之常，不足深责」。上乃许如所请，并召对，赐亮五品服，与兵万人、告敕、银绢与川纲之在陕西者，诏京西、陕西漕臣应副粮草，馀如张所已得旨而遣之。初，公建议以料理河北、河东为所当先者，适后宫降诞皇子，率执政入贺，公奏上曰：「皇子降诞，考祖宗故事当肆赦，陛下登宝位赦已旷荡，独遗河北、河东，而不及勤王之师，天下尚觖望。夫两路为朝廷坚守，而赦令不及，人皆谓已弃之，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？而勤王之师虽不曾用，在道路半年，擐甲荷戈，冒犯霜雪，亦已劳矣。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，恩恤不及，后日复有急难，何以使人？愿因今赦该载德意」。上嘉纳，故皇子赦于二者尤详。又请降诏褒慰两路守臣将佐军民，谕以朝廷措置救援不弃之意。又诏自今有能收复两路已陷州军及救解急危、保全一方、功效显著者，并除本处节度、观察、防禦、团练，依方镇法。命使臣赍夏药遍赐两河守臣将佐，命榷货务印造见钱钞，遣使赍送两路州郡。命降见钱钞三百万贯付河北东路、陕西路漕司，广籴应副两路。命起京东路夏税绢于大名府桩管，川纲、河东衣绢于永兴军桩管，以待两路支俵。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，人情翕然，蜡书日至，间有破敌捷报，虏人围守诸郡者往往抽退，且山寨应招抚经制司募者甚众。而潜善建议，令马忠将所部兵，会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万人，捣虚入界，虏必释诸郡之围以自救。公曰：「今日士怯兵弱，恐未可深入，莫若使之与张所协力，先复浚、卫、怀三州，而真定可复」。潜善坚执其议，上可之。公不欲力争，乃以忠为河北经制使，而以张换副之。换者，陕西人，质朴有谋而善战，其材远胜于忠。既使副忠，又令与张所相应援，而换亦以公之策为然。公尝论京西、河北为金人盗贼侵犯，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，有贼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，谓宜褒黜。有旨各增一官，或与职名，或落职。有许高、许亢者，防河而逃遁，会言者论列，编管岭南，至南康军且欲为变，守倅以便宜诛之而待罪。众谓擅杀为非是，公曰：「渊圣委高、亢防河，付以兵将甚众，贼将至而先走，以铁骑五百自颍昌趋江南，沿路劫掠，甚于盗贼，朝廷不能正军法，而一军垒守倅敢诛之，必健吏也。使后日受命捍敌者知退走而郡县之吏有敢诛者，其亦少知所戒乎？是当赏」。上以为然，乃命各转一官。时开封留守阙官，公以为留守非宗泽不可，力荐之。泽至京师，果能弹压抚循，军民畏爱，修治城池楼橹，不劳而办，屡出师以挫贼锋，虽嫉之者深，竟不能易其任也。是时除侍从卿监郎官管职以补班列之阙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，而行在官出自围城中者多求东南差遣，上命公草诏以戒谕之。其后许翰至，公荐之于上，谓翰外柔内刚，学行纯美，谋议明决，宜在左右参决大政。上亦喜其论事，乃以为尚书右丞。初，汴河上流为贼所决者数处，闭塞久不合，纲运不通，命都水使者陈求道等措置，凡二十馀日而水复旧，纲运沓来，间拨入京师，米价始平。又于两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巡检，商价始通，人情渐复旧。命进奏院邸吏分番赴行在，朝廷差除镂板传报外路，增置马递铺，命令始通。纲运入京者还载诸部公案图籍赴行在，官府始有稽考。盖行在草创，凡百皆逐一施行措置，悉此类也。又进呈三劄子，一曰募兵，二曰买马，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。上皆以为然。又议措置控禦，修举军政，谓宜于沿河、沿淮、沿江诸路置帅府，要郡、次要郡使带总管、钤辖、都监，以寓方镇之法，许其便宜行事，辟置僚属将佐以治兵。又命招置新军及御营司兵，并依新法团结，五人为伍，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。二十五人为甲，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。百人为队，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。五百人为部，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。二千五百人为军，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。有所呼召，使令按牌以遣，而逃亡死伤皆可周知。三省、枢密院同置赏功司，置籍以受功状，三日不检举施行者必罚，受赂乞取者行军法，许人告，遇敌逃溃者斩，因而为盗贼者诛其家属。凡军政申明约束及更改法制者数十条，皆敕榜通衢，将士观者皆奋厉。公又奏宜诏诸路州县以渐修葺城池，缮治器械，有旨依奏。又奏步不足以胜骑，而骑不足以胜车，请以车制颁于京东、西，使制造而教阅之。因绘图进呈，有旨令御营司制造阅习。诸将皆以为可用，乃颁降两路，委提刑司总领之。又奏于沿江、沿淮州郡置造战船，因其俗之所宜，招募水军，平居许其自便，有故则纠集而用之，逐时教阅，量行激赏，得旨如所请。又询访陕西、山东及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，以备将佐偏裨之用，有旨皆召赴行在。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馀日，措置边防军政之类始渐就绪。是时朝廷议遣使金国，公奏上曰：「尧、舜之道，孝悌而已，孝悌之至可以通于神明。今陛下以上皇、渊圣远狩沙漠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思迎还两宫，致天下养，此孝悌之至，而尧、舜之用心也。今日之事，正当枕戈尝胆，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使刑政修、中国强，则二圣不俟迎请而自归。不然，使冠盖相望，卑辞厚礼，朝迎暮请，恐亦无益。今所遣使，但当奉表通问两宫，致思慕之意可也」。上以为然，命公草表并致书二虏酋，乃以周望、傅雱皆借官为二圣通问使，赍表及书以往。又奏曰：「陛下当艰难时，为臣民之所欣戴，纂承大统，宜降哀痛之诏，以感动天下。具言金人不道，赖天下士民同心协力，相与扶持保守，以致中兴者。按其所言，次第行之，无为虚文，务施实惠」。上乃命公撰拟诏文进呈颁降。又具劄子乞省冗员以节浮费，上命中书条具，乃诏省台寺监官以繁简相兼，复开封府官旧制，减学官员额，罢提举常平司并归提刑司，罢两浙、福建市舶司并归转运司，复幕职曹官旧制，非万户县不置丞，罢吏员三分之一。又请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转官，不得过朝请大夫，初陈乞出官止为通判，应宰执子弟以恩数带贴职及待制以上并罢，宰执及见任宫观待阙未有差遣，京朝官以上俸钱并减三分之一，有旨从之。是时剧贼李昱扰山东，杜用起淮南，李孝忠乱襄阳，皆遣将讨平之，其馀降者十馀万。一日论及靖康间事，上曰：「渊圣勤于政事，省览章奏有至于终夜不寐，而卒有播迁之祸，何也」？公奏曰：「渊圣在东宫，令德闻于天下，及即大位，适当国步艰难之时，勤俭有馀而为小人之所惑，故卒误大事。人主之职但能知人，虽不亲细务，大功可成」。上以为然。公因论「靖康之初，金人犯阙，中国所以应之者得策凡二，道君内禅一也，渊圣固守二也。使其后更得一策，中国可以无事，而和战两者皆失之，遂致大故，而夷狄之患至今为梗。方金人初犯阙，提兵不过六万人，既薄城下，累日攻击，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，不可攻，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。臣献策渊圣，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，有不可许者，宜遣使者往来欸曲与之商议，俟吾勤王之师既集，然后与之约，其可与者许之，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，则约易成而和可久。当时不以为然，一切许之，其后果不能如约，遂再入寇，此失其所以和也。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馀万，臣献策渊圣，以谓兵家忌分，宜使节制归一，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，以重兵与之相临，而分兵收复畿邑，使无所得粮，俟其困而击之，一举可破。当时不以为然，置宣抚司，尽以勤王之兵属之，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，而朝廷惩劫寨小衄，不复议兵，敌退又不肯邀击，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，而中国之势日弱，此失其所以战也。一失机会，悔不可追。今日机会尤不可失，愿陛下以靖康为鉴，审处而决断以应之，庶可以成功」。上曰：「靖康之初能守，而金人再来遂不能守，何也」？公奏曰：「靖康之初与靖康之末，其势不同，条目甚多，臣请论其大者。金人初入寇，未知中国虚实，亦无必犯京阙之意，特中国失备，无兵以禦之，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，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；及其再来，两路并进，遂有吞噬中国之心。此其不同者一也。靖康之初，贼至城下，不数日间勤王之兵已集；及其再来，敌已围城，始以蜡书募天下兵，遂不及事。此其不同者二也。靖康初，贼寨于西北隅，而行营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，四方音问络绎不绝，勤王之兵既集，贼遂敛兵不敢复出；其后再来，朝廷自决水以渰浸京城西北，瀰漫数十里，而东南不屯一兵，使贼反得以据之，故城中音问不传于外，而外兵亦不得以进。此其不同者三也。渊圣即位之初，将士奋励用命；其后赏刑失当，人心稍解体。此其不同者四也。金人围城之初，城中置措有叙，号令严肃，昼夜循抚，未尝少休；闻其后无任责者，贼至造桥渡壕，恬不加恤，以十万人登城，将士遂溃。此其不同者五也。臣在枢密院时，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，降诏书已累月，及臣宣抚河北，即诏减罢太半。盖朝廷专恃和议，以谓金人必不再来，一切不为之备。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，势不同而患祸生于所忽也」。翌日奏事，因裒聚靖康初建议措置、与金人约和、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抚司指挥、后在宣抚司论不当减罢防秋之兵章疏进呈，上皆命留中。公因奏上曰：「靖康间虽号通言路，然台谏官议论鲠峭者皆远贬，其实塞之也」。乃纳劄子，劝上以明恕尽人言，以恭俭足国用，以英果断大事，上皆嘉纳。与执政同奏事，因纳劄子乞减上供之数以宽州县，修茶盐之法以通商贾，刬东南官田，募民给地，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，籍陕西保甲、京东西弓箭社，免支移折变而官教阅之，又请于陕西、河北东路、京东西置制置使，以远近相应援，有旨皆付中书省条具，进呈取旨。其后遂置诸路制置使，而馀事以公罢政，皆不果行。初，公尝从容奏上曰：「朝廷外则经营措置河北、河东以为藩篱，葺治军马，讨平贼盗，内则修政事，明赏刑，皆渐就绪，独车驾巡幸，所诣未有定所，中外人心未安。夫中原者，天下形势根本，一去中原则人心摇而形势倾矣。臣尝建巡幸之策，以关中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为下。今纵未能行上策，犹当适襄、邓间，示不去中原，以系天下之心。近日外议纷纭，皆谓陛下且幸东南。果如所言，臣恐中原非复我有，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，难复振矣」。上曰：「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，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，训练将士，益聚兵马，虽都城可守，虽金人可战」。公再拜赞上曰：「陛下英断如此，乞降诏以告谕之」。乃命公拟撰诏文颁降，榜之两京，读者皆感泣。后半月，上忽降出手诏，欲巡幸东南以避狄，令三省枢密院条具合行事件以闻。公极论其不可，且言：「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，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，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，一委中原而弃之，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关辅，盗贼且将蜂起，跨州连邑，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，况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！惟南阳光武之所以兴，有高山峻岭可事控扼，有宽城平野可屯重兵；西通关中，可召将士；南通荆湖、巴蜀，可取财货；东达江淮，可运粮饷；北距三都，可遣救援。暂议驻跸，自冬徂春，两河措置就绪，即还汴都，策无出于此者」。上乃收还巡幸东南手诏，令与宰执商议。翌日再具劄子，援楚、汉荥阳、成皋间，曹操、袁绍官渡事，论天下形势于上前。且曰：「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，固甚安便，但中原安则东南安，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？一失机会，虽欲保一隅恐亦未易，臣诚不敢任此责。且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，人心悦服，奈何诏墨未乾，失大信于天下？愿断自渊衷，以定大计」。上乃许幸南阳，将以秋末冬初择日启行，而潜善、伯彦阴以巡幸东南之计动上意，其议颇传于外。客或谓公曰：「士论汹汹，咸谓密有建议者，东幸已决，南阳聊复尔耳，盍且从其议乎？不然，事将变」。公曰：「天下大计，在此一举，国之安危存亡，于是乎分，成命已行，傥或改易，吾当以去就争之。且上英睿，必不为异议所惑。不然，吾可贪禄保身、虚受天下之责哉」？然自是虽未尝有改议巡幸之命，而初公每因留身奏事，从容论治体，及有所规谏，虽苦言逆耳，上皆嘉纳，至是，陈奏当世急务、拟进指挥多不降出，及每批出，改易已行指挥颇多。公知谮愬之言，其入已深，一日留身奏上曰：「臣近日屡烦宸翰改正已行事件，臣逐一按据辨明，幸蒙圣察，又所进拟措置机务多未蒙降出。顾臣孤拙寡与，独荷陛下特达之知，忌娼者多，恐阴有谮愬而离间臣者。夫君子、小人，势不两立，治乱安危，系其进退，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」。因出劄子，极论君子、小人之理，以谓：「臣昨日奏事，论及人主之职在知人，虽尧、舜犹以为难，诚能别白邪正，使君子、小人不至于混殽，然后天下可为。伏蒙宣谕，『知人亦非难事，但考其素行则知之』。窃仰圣训，诚得知人之要」。且言：「疑则当勿任，任则当勿疑，持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，愿致察于此」。上慰谕曰：「无此，但朕思虑偶及之耳。其馀章疏见省览，非晚降出」。公拜谢而退。至八月五日，告廷迁公银青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，加食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，而除潜善右仆射、兼中书侍郎。既命两相，则潜善显沮张所而罢傅亮，公以去就争之，遂定进退，虽知堕潜善策中，盖势不得不然也。初，张所既受招抚使之命，建言乞置司北京，候措置就绪即渡河，移司恩、冀，以图收复。而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招抚司搔扰，不当置司北京，故附潜善、伯彦，相与谋为此奏以沮张所而惑上意也。公奏曰：「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，候措置就绪日渡河，今所尚留京师以招集将佐，故未行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搔扰而言不当置司。方时艰危，朝廷欲有所经略，益谦小臣，乃敢非理，公然沮抑，此必有以使之者」。上乃令降旨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，就绪日疾速渡河，张益谦令分析以闻。既劄下矣，枢密院复以益谦申状将上取旨，凡千馀言，痛诋招抚司。后数日乃关过尚书省，公始见之，乃以枢密院画旨并尚书省元降旨挥同将上进呈，与伯彦悫争于上前。公奏曰：「张益谦所奏，尚书省已得旨行下，而枢密院又别取旨痛诋訾之，不过欲与益谦相表里，以细故而害大计，沮抑张所耳。沮抑张所，有何所难，致误国家之大计，将谁任其责」？伯彦茫无所对，第云初不知尚书省已降指挥。上乃令枢密院改正，依前降指挥施行。既不得逞，即又为傅亮之争。初，王𤫉、傅亮既受命为经制使副，即画一申朝廷，以谓「河东州县多为金人所陷没，至于陕西接连如河中府、解州亦为所据，与陕府相对，以河东为界。今经制司所得兵才及万人，皆乌合之众，其间多招安盗贼溃散之兵，未经训练拊循，难以取胜，乞于陕西置司训练措置，招募陕西正兵及将家子弟，结连河东山寨豪杰，度州县可复即复之，可以渡河即乘机进讨收复」。有旨从之。才十馀日，枢密院取旨令留守宗泽节制，即日过河。亮申「今欲即令过河，无不可者，但河外皆金人界分，本司措置全未就绪，既过河后，何地可为家计？何处可以得粮？乌合之众，使复为金人之所溃散，何自可以得兵？亮等不足惜，第恐有误国事」。公将上进呈，奏曰：「经制司军旅未集，遽违前议，不恤其措置未办集而驱之使渡河，正所以为贼饵，不见其利也。且亮等受命而行才十馀日，岂可使以为逗遛，不若只依前降旨挥为便」。潜善、伯彦执议，圣意颇惑，依违不决者累日。公留身极论其理，具言：「潜善、伯彦始极力以沮张所，赖圣鉴察之，不得行其志，又极力以沮傅亮。盖招抚河北、经制河东皆臣所建明，而张所、傅亮又臣所荐用，力沮二人，乃所以沮臣，使不安其职。臣每见靖康大臣不和之失，凡事未尝不与潜善、伯彦商议而后行，不期二人乃误用心如此。如傅亮事理明白，愿陛下虚心以观之，则情状自见」。上曰：「俟批出，只令依元降旨挥于陕府置司」。至翌日批出，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，可罢经置司，赴行在。公留御批，将上奏曰：「臣昨日论傅亮事，已蒙宣谕，俟批出依元降旨挥。继奉御批，乃罢亮经制使，不知圣意所谓」。上曰：「亮既兵少不可渡河，不如且已」。公奏曰：「臣论傅亮，乞依元降旨挥，非谓不使之渡河。缘军旅未集，驱乌合之众渡河即成孤军，必为金人所溃。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，阴有以荧惑圣听，欲以沮臣使去耳。圣意必欲罢亮，乞以御批降付潜善施行，臣得乞骸骨归田里，非敢轻为去就。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，使亮不罢，则臣何敢决去」？因再拜榻前，上犹慰谕，谓不须如此。公退，闻亮竟罢，乃入表劄求去，上遣御药宣押赴都堂治事，复入第二表劄，皆批答不允。翌日，遣御药宣押赴后宫起居，随宰执奏事讫，公留身，上曰：「卿所争事小，何须便为去就」？公奏曰：「人主之职在论一相，宰相之职在荐人材，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，恐不可谓之小事。傥以为小，臣以去就争之，而天意必不可回，臣亦安敢不必去」？因再拜榻前，复奏曰：「臣以愚惷仰荷眷知，初无左右先容之助，龙飞之初，首命为相。潜善、伯彦自以谓有攀附之功，方虚位以召臣，盖以切齿。及臣至而议论伪楚、建请料理河北河东两路、车驾巡幸宜留中原，皆与之不同，而独陛下嘉纳听从，固宜为其媢嫉，无所不至。臣独立群枉之中，独赖陛下察之，得以尽其区区之愚。如傅亮之事，晓然无可疑者，又不蒙圣察，是臣荐进人材不足用，议论国事不足采，其失职大矣，岂敢复任宰相哉？方朝廷承平无事之时，宰相犹可尸禄，今艰难多故之秋，当惜分阴。臣自度终无以当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责望，敢久居此以妨贤路哉？且臣尝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去中原，潜善等必以此动摇圣意，故力沮张所、傅亮而去臣。臣东南人，岂不愿奉陛下顺流东下为安便哉？顾车驾巡幸实天下人心之所系，中国形势之所在，一去中原则后患有不可胜言者，故不敢雷同不说，以误大事。愿陛下以宗社为心，以生灵为意，以二圣未还为念，留神于此，勿以臣去而其议遂改也。臣仰荷天地之德，虽去左右，岂敢一日忘陛下？不胜犬马依恋激切之至」。因泣辞而退，遂上第三表劄。客或谓公曰：「公决于进退，于义得矣，顾谗者不止，将有患祸不测，奈何」？公曰：「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，吾知尽事君之道不可，则全吾进退之节而已，祸患非所恤也。畏祸患而不去，彼独不能讽言者诋訾而逐之哉？天下自有公议，此不足虑」。翌日降麻告庭，除观文殿大学士，提举杭州洞霄宫，加实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。时八月十八日也。以九月半抵镇江府，闻辛道宗之兵变于秀州，宿留不行者半月。闻其掠毗陵，焚丹阳，遂以客舟由外江以归梁溪。而言者又言公遣弟纶与贼通，且倾家赀以犒贼，为绯巾数千顶与之，朝廷不复究问其实，有旨落职，令鄂州居住。附会时宰者尽形于制词，谗谤如此，自非上恩保全，有以照见其无他，虽欲处江湖之善地岂可得，而纶亦且死于非辜矣。公荷上知遇，付以国事，当轴秉钧才七十有五日而罢。既罢之后，张所亦以罪去，傅亮辞母病不赴行在而归陕西，招抚、经制司皆废，车驾遂东幸，而两河郡县皆陷于贼。金人以次年春扰京东西，深入关辅，残破尤甚。凡募兵、买马、团结、训练、车战、水军之类，一切废罢。中原盗贼蜂起，跨州连邑，朝廷不能制，率如公之所料也。二年十月，有旨谪降官不许同在一州，移公澧州居住。会有上书讼公之冤者，复有论列。十一月，责授单州团练副使，移万安军安置。三年，行次琼州，三日而德音放还，任便居住。四年，自岭表访家鄱阳。未几，挈家还邵武。七月，复银青光禄大夫。绍兴元年三月，提举杭州洞霄宫。九月，复资政大学士。